性别优势

条例预设了一国两区，其本质是一国一制，具有单一的正统论倾向，这一前提性预设妨碍台湾当局新形势下对两岸关系提出更加对等与建设性的战略构想。

[9]我忽然意识到，在我这种显然不是不自觉的研究课题选择中，凸显着一种极强的寻根意识。[2]英格兰（England）来源于Angla—land，意为盎格鲁人（含萨克逊人）的土地。

在人类历史上的诸种文明对世界的影响都没有达到英吉利文明所达到的程度。平心而论，代议政治并非始创于英国。所以它阻挡了战火但并没有阻挡基督教精神的传入，也没有阻却文艺复兴运动的波及。[5]与英格兰相比，欧洲大陆和遥远的东方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我们知道英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实用主义，所以在议会大厦，在野党与执政党坐席相向而设，很便于双方的辩论。

历史学知识，即使是考古学知识大多也不过是人类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并且这种选择还要受到政治的左右。他们在实际上都具有这位母亲的肖像。[２] 在各级人大与法院、检察院关系方面，1978年宪法基本上继承了1954年宪法和1975年宪法的规定或精神。

经济活动非常复杂，用计划手段分配社会经济资源需要运用庞大的人力、物力，需要组织、协调、指挥和控制，这些都不是适合于以开会合议为基本工作方式的代议机关做的工作，更不是审判、检察等机关适合做的工作。?五、结语实施宪法是一回事，评论宪法或讨论宪法的应然状况是另一回事，对于这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人们应该严格区分开来。[６]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所有制结构是一大二公，在一大二公的时代，社会的经济资源都掌握在国家及其附属组织的手中，公民等社会的个体只能拥有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数量严格受计划控制的生活资料。地方各级检察院对本级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

市场经济社会应确立权利与权力平衡观，坚持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宪法地位平等观，确信逐步实现政治法律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是国家和社会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需要。从1993年宪法第7条修正案通过并实施以来，16年过去了，我国基本上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

1995年2月28日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再次通过修改该法的决议，将该法这一条改为第47条并在内容上按完善质询程序的方向做了补充。考虑到历史上形成的权力压倒权利的权力主导型法权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实际情况，现阶段更应该强调权利必须足以平衡权力的理念。与这种状况相联系，全国人大和上级人大在地方下级行政区域的权威不彰的直接表现就是宪法、法律和其他法规范性文件在那些地方难以得到严格实施。但是，我国法学界自1982年以来对人大制度的原理和原则的理解，远没有做到顺应时代的变迁，而是日渐有固守宪法文本的趋势。

【关键词】 人大制度宪法 法律 观念变革 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下简称人大制度）有广阔的理解空间。坚持法治的立场与坚持改革的立场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这种认识倾向极可能妨碍我国司法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有必要做些澄清和清理的努力。但是，如果包括这些内容的改革都是由全国人大通过修改宪法、法律完成的，或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释宪、立法、释法加以完善的，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说：行政首长仍然是按人大的意志产生的，只不过不是按本级地方人大的意志而是按全国人大的意志产生的。

论者谈论人大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关键点之一是应该说明：人大制度作为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从根本上说的，不是从枝枝节节、细枝末节上说的。各级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没有法院报告工作的规定。

法学工作者有责任促进人大制度理念从与计划经济相适应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方向的转变。至于法官和检察官，当然也都是以行政官员的级别为基准定级别的，从乡科级副职到省部级正职、国家级副职，每级都有。

任何人引用此文，务请注明有关文字引自《法学》2009年第12期。------------------------[１] 有关情况可参见黄卫平、邹树彬主编：《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259页。各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简称一府两院）与各级人大的关系比较复杂。各级政治协商机构也都如此。真实情况是，1982年宪法取消了1978年宪法关于全国人大代表质询最高法、最高检的相关规定。所以，把宪法关于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间关系的某种具体安排或选择不加分析地上升为一般原理，然后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构组织体制建设中搞一刀切，很可能弊大于利。

1982年宪法在政治体制方面规定的内容代表了上世纪80年代初修宪者对它的一种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28年来变化很小。这方面能做的事情不少，其中应该包括如下内容：第一，贯彻现行宪法的规定与精神，取消人大代表质询法院、检察院工作的制度化安排，取消法院、检察院向人大报告工作的制度化安排。

后来据说在实践中发现这一规定不够严谨，[１０]而所谓不够严谨恐怕主要是易于突破计划的控制。就法院、检察院而言，它们在人员编制、预算等方面还要受政府的法外的控制。

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有权向本级革委会、法院、检察院和革委会所属机关提出质询。

根据宪法对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的功能定位，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该有权以法律为根据审查本级和下级国家机构中行政机关一切涉案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论其行政行为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根据宪法的这些规定，法院、至少其中的最高人民法院，应该有权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结合其所审理的具体案件对其所适用的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且最高法对地方性法规行使这种具体审查权并不妨碍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67条行使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的职权。与任何社会历史条件下一样，任何由政治、法律的原理和原则决定的东西都难免是空洞的，只有由经济力量和经济规律决定的东西才是过硬的、压制不住的，它必然在各个方面顽强地表现自己。在我国，只要中央实行的是全国人大由民主选举产生，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全国人大负责、受全国人大监督的国家机构组织体制，整个国家就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地方国家机构大可不必依中央的样画葫芦。

就内部而言，我国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社会到市场经济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转型过程，以富足、民主、法治和人权为标志的和谐社会建设也正在推进中。1978年《宪法》第28条、第36条分别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最高法、最高检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询。

这种意识虽然没见诸文字表达，但它的确反映到了我国的法律制度中。按这种思路，在各级地方国家机构内，人大与法院、检察院间以及一府两院相互间的职权关系，同样也因此有更大的调整和改革空间。

至于地方某级人大对于上一级乃至最高国家机构的其他国家机关，其宪法地位并没有至上性。1979年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第30条规定，各党派、团体和选民可以在选举日前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

这种状况表明，欲全面落实人大制度，应该按照最有利于宪法和法律严格实施的模式在地方各级人大与相应的一府两院间分配职权。现行的1982年宪法实际上也取消了1978年宪法关于地方人大代表质询地方一府两院的规定。在我国，国家权力受宪法限制集中表现为全国人大职权受宪法限制。人大至上观念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组织体制的正确反映，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法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8年《宪法》第42条和第43条分别规定：最高法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法院对本级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４] 1982年修宪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本也是被列为质询对象的，但后来有人士提出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应受质询，结果这种意见被接受，所以删去了原有的质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

人大制度是一种由诸多要素构成、受多种环境因素影响的国家权力横向配置体制。2、依照宪法的规定和精神，坚持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宪法地位平等观念。

翻开现行宪法，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宪法中只有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的规定（第92条、第110条），它刻意取消了1978年宪法关于各级法院、检察院向人大报告工作的内容：现行《宪法》第128条只规定最高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可以说，从显性的法律到隐性的规则，现行人大与法院、检察院关系体制反映的是1978年宪法里人大对司法进行超限度监控的规定和精神，没有反映出1982年宪法即现行宪法区别对待行政机关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相对于行政机关而言给予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更多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的精神。